中共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中共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方案 (摘要)


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全面分析了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关的状况，认真研究了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整改意见。

　　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和机关党的建设

　　要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自觉加强党组自身建设，把党组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集体，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1、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党组成员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紧密结合人大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采取专题讲座、形势报告等形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知识；要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增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党组成员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努力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认真贯彻中央、省委要求，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进一步完善有关党组学习的有效机制和保证措施，使党组学习保持制度化、经常化；要就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努力获得规律性认识；党组要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抓好常委会的学习，抓好学习型人大机关建设。

　　2、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大局观念和群众观念，自觉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要通过人大的工作，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3、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进一步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要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保证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倡领导干部敢于负责的精神；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组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要继续保持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好风气，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自觉维护大局，倍加珍视团结。

　　4、要切实转变思想工作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联系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制度，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的愿望，集中人民的意志，在人大工作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牢记党的宗旨和“两个务必”，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先进性。

　　5、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党组成员既要率先垂范抓好自身建设，也要对分管部门党的建设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

　　6、切实加强对机关党组织的指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坚持把人大机关党的工作列入党组工作议程，定期听取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党组成员要带头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支持并积极参加机关党的活动。机关党委和各基层党支部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支持和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坚持高标准从严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7、切实加强对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对党员进行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长效机制，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成果，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机关党员队伍。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全体党员的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大局观念和群众观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高扬“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的主旋律，形成干事、创业、为民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要努力成为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和健全党的“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等制度，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和机关风气有明显的进步，形成求真务实、团结协作、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浓厚氛围；要进一步贯彻“严、细、深、实、快”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严格党的纪律，要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探索和形成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要加强党员的自我教育与管理，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增强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凝聚力、战斗力。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根本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保证立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立法，把体现“五个统筹”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2、要立足于全省工作大局，坚持突出重点，急需先立，体现特色，坚持立、改、废并重，正确处理立法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提高立法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提高立法工作水平。要把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迫切需要的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优先制定和修改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

　　3、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若干意见》，加强督促检查，逐条抓好落实。提高法规草案的起草质量，加强对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提前介入，落实责任制。提高法规案的审议质量，加强法规案审议前的调研等工作，组织委员有针对性地搞好调查、视察和培训。要总结立法经验，研究制定地方立法技术规范，确保立法质量。

　　4、制定年度立法计划以立法规划为基础，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实际需要，可对立法规划进行补充和个别调整。计划制定前，要认真听取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的意见，加强与省政府法制部门的沟通和协商，增强计划的科学性。年度立法计划确定后，应当认真执行。

　　5、人大机关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一要加大初审力度。对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审查，提出具体审查意见和修改建议。二要提前介入，加强协调配合。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政府立项的法规案可以提前介入法规草案的起草、调研、论证、协调、修改等过程，了解情况，加强指导；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时，要吸收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的人员参加。三要改进审议中的调研论证工作。经常委会会议一审后的法规案，应针对审议中提出的难点和分歧意见，有针对性地组织调研、论证，重要法规可以组织听证会，或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6、对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较大市和自治县制定的法规案，有关委员会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县代表大会审议前，加强沟通，并就法规草案征求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及时反馈，加强指导协调，以提高报批法规质量。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

　　1、进一步明确做好新形势下人大监督工作的指导原则。人大监督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在监督工作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全省大局和中心工作，积极履行监督职责，重大监督活动要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要坚持依法监督，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监督权，做到监督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坚持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以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进一步突出监督工作重点。把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积极改进和加强监督工作。根据法定职权和我省实际情况，要着力做好执法监督、司法监督、经济监督、财政监督、述职评议、人民群众关心问题的监督等重点监督工作。

　　执法监督。以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为目标，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工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听取执法工作情况报告、执法检查、执法调研等多种方式，强化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推动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司法监督。以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听取有关司法工作和队伍建设情况报告、督办群众申诉控告、庭审情况调查、典型案件监督等方式搞好司法监督。

　　经济监督。把加强经济监督作为人大落实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举措，重点围绕实现“翻两番、三步走”的奋斗目标和构建和谐河北，围绕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通过视察、调研、听取专项报告、加强季度经济形势分析等方式，发现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督促和支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

　　财政监督。要围绕财政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四个重点环节，加强和深化监督，不断推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述职评议。主要对评议对象依法履职情况进行评议，通过评议，指出其职权工作范围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促进依法履职的建议，督促其改进工作，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人民群众关心问题的监督。加强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监督，是人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要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群众意愿，倾听群众呼声，在此基础上，适时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有关报告，提出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整改，抓好落实。

　　3、进一步改进人大监督方式，提高人大监督的实效。按照依法监督、民主监督、科学监督的要求，围绕监督重点，强化专项监督，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监督手段，善于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报告、视察、调查、评议、质询等多种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对审议意见和评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反馈制度，加强督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坚持邀请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在执法检查、调研、评议、听证、视察等监督活动中，要更多地吸收人大代表参加，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意见；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加大对代表议案、建议的督办力度，着力提高办理质量。

　　4、坚持把加强监督与支持工作相统一贯穿人大监督工作的始终。要加强对人大监督职权、内容、方式等方面知识的宣传，加深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性质和作用的了解，增强社会各界对人大监督的支持，提高“一府两院”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完善人大与“一府两院”工作联系制度。建立资料报送、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等工作联系，形成制度。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既要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尽职尽责，敢于监督，又要讲求方式方法和实际效果，善于监督，通过监督，真正支持和督促“一府两院”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四、进一步深化人大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建立健全竞争上岗和公开选拔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竞争上岗，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公道正派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增强机关干部队伍活力。

　　把好干部“入口关”，对缺编人员实行公开招录。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吸纳适应人大工作需要、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新生力量，逐步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保持人大机关的生机与活力。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有效监督，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保证选拔任用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形成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人大机关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


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


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

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


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


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


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


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


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