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60　号

　　《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建设与保护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07年11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12月1日



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建设与保护规定

（2007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改善沿海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沿海防护林，是指沿海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基干林带。
　　本省行政区域内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林地的，按照下列规定划定沿海防护林带：
　　（一）在沙岸地段，从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地延伸200米；
　　（二）在泥岸地段，从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地延伸100米；
　　（三）在岩岸地段，为临海第一座山山脊的临海坡面。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在公布的沿海防护林带设置保护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移动沿海防护林带保护标志。
　　第四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保护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科学管理、严格保护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沿海防护林建设、管理和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资金投入。
　　沿海防护林的建设和保护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沿海防护林的建设和保护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情况作为对其政绩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保护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执行情况。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沿海防护林的义务，对破坏沿海防护林的违法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投资、捐资、认种、认养等方式参与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保护。
　　鼓励开展沿海防护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活动，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提高沿海防护林的综合效能。
　　第十条　对建设和保护沿海防护林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并与旅游、交通等规划及相邻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相协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确需变更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各类规划中已经确定的土地用途，按照规划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组织制定实施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沿海防护林林地用途管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改变沿海防护林林地用途。
　　因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确需占用或者征用沿海防护林林地的，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依照《海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交纳相关费用。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占用或者征用沿海防护林林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采取必要的海岸防护和绿化措施。
　　第十四条　沿海防护林应当以营造防风混交林和防护性景观林为主，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效益的防护林。对沿海防护林中不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林分，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逐步进行改造或者更新。
　　第十五条　沿海防护林带内的荒山、荒地和沙滩，应当按照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要求植树造林，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技术指导并组织验收。
　　第十六条　沿海防护林带内集体所有的林地，由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集体林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植树造林。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以多种方式对沿海防护林带内集体所有林地的造林投资者给予合理补偿，逐步完善沿海防护林造林投入和管理方式，可以直接收购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主体营造的非国有沿海防护林。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沿海防护林的产权管理。
　　沿海防护林带内，依法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林木、林地，个人依法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登记造册，核发权属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沿海防护林的护林组织，督促沿海基层单位订立护林公约，组织群众护林。沿海防护林的管护实行护林专管员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沿海防护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工作，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沿海防护林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和防治工作。
　　第二十条　在沿海防护林带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毁林开垦、采矿、采石、采砂、采土、建坟、修建建（构）筑物；
　　（二）砍柴、放牧；
　　（三）设置固体废弃物倾倒、堆放场所；
　　（四）在未成林地和幼林地进行非抚育性质的修枝；
　　（五）其他破坏沿海防护林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沿海防护林带内禁止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挖塘养殖项目。
　　本规定实施前经批准建设的挖塘养殖项目应当逐步退塘还林；未经批准建设的挖塘养殖项目，由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依法实施退塘还林。
　　第二十二条　在沿海防护林带内从事各种活动不得妨害林木的生长，不得造成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破坏沿海防护林的防护效能。
　　第二十三条　在不改变沿海防护林林地性质、不破坏沿海防护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的前提下，沿海防护林产权人可以发展林下种养业和林带观光游览业。
　　第二十四条　对沿海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或者更新性质的采伐。
　　抚育或者更新采伐沿海防护林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经许可采伐的，应当在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二十五条　抚育或者更新采伐沿海防护林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采取单株择伐方式；
　　（二）采伐强度不超过林木蓄积量的20%，采伐后保留的林分郁闭度不低于0.5。
　　因低效防护林改造、自然灾害等原因不能依照前款规定采伐的，由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破坏或者移动沿海防护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非法改变沿海防护林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致使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林木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被毁坏的林地上没有林木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毁坏林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俯瞰律师被定位

张生贵


　　所有的人都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
　　什么是律师职业定位，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曾说过，一提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向强权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谈笑之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挽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抗衡权力”的民主形象。作为律师始终用法律的智慧关怀人，用专业的技巧帮助人，始终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兢兢业业的不懈追求，在一案一讼间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完美体现律师的社会形象。
　　实际上“律师”的确是一个难以界定和概括的概念。既可以从一种制度层面上看待，也可以是从一个职业界别上区分，还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执业个人判断。有人说律师是师者，是智者，是参谋，是仆人，律师打官司挣钱是一种职业。这些定位都是正确的，但仅从不同的角度，现行社会尚未全面定位。
《律师法》对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也有不足，律师概念在外延上采取社会执业的狭义定义，影响和制约了律师职业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应有的地位，对律师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存在误区，未能充分体现和保证律师在国家法律实施中发挥的作用；律师管理体制行业发展模式规定，未能从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同为法律职业的高度定位，造成律师职业属性定位的缺失和不足。概念定位上的不清楚，就无法了解律师是干什么的，从而无从了解律师有何权利和义务。功能定位的模糊，职业定位的游移，造成社会误读太多。
　　从法治角度看，律师是推动法治的一支主力军，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职业定位一直难有明确方向，结果造成了政府或司法部门对律师的看法大有不同。之所以有如此处境之困，除了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以外，还源于官方对律师的功能性定位。当下有不少地方政府以维稳为借口，打着“维稳压倒维权”的旗号，对社会比较敏感的拆迁、上访等民众实行围堵，如有律师代理拆迁或上访案件，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手段设制障碍。在维稳压倒维权还是维权促进维稳的思辩中，地方政府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把律师定位于是维稳的工具，而没有从大局或法治终极目的上看问题，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让我们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查找答案，“鉴于《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为改善罪行的受害者获得司法上的公正与公平待遇、恢复原状、赔偿和援助推荐在国际和国家各级采取各项措施，鉴于充分保护人人都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鉴于律师专业组织在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权利，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和其它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正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下列各项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和确保律师发挥正当作用而制订的，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习惯做法范围内考虑和尊重这些原则，并应提请律师以及其它人例如法官、检查官、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以及一般公众予以注意。这些原则还应酌情适用于虽无正式律师身份但行使律师职能的人。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的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原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经济或其它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机制。各国政府应确保拨出向穷人并在必要时向其它处境不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的资金和其它资源。律师专业组织应在安排和提供服务、便利和其它资源方面进行合作。各国政府和律师专业组织应促进有关方案，使公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了解律师在保护他们基本自由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和其它处境不利的人给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刑事司法事件中的特别保障。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自从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的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那个时候律师有着同公、检、法人员同样的地位，条例明确律师具体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集体利益，包括公民的合法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律师地位及职业定位也不断发生变化。1996年颁行的《律师法》，将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定位变成“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员”，强调律师为社会提供服务。2007年修订律师法时再次把律师的社会性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这三次定位的脉络是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这个演进过程比较符合法治进步的理念，真正体现律师实际价值的定位。而司法部门的行政规定将律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实际是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于律师法不一致。现在的一系例政策和出发点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这与律师作为公民代理人的角色有冲突，从官方给律师的定位分析，或隐或现地将律师置于一种能动的服务者，这样的定位不能说完全有错，但这样的定位本身的出发点值得打问号，如果以社会主义特色法律服务者定位律师，是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或将律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的话，律师地位由此提升，律师执业困境由此破解，律师为当事人代理或辩护的独立性及法律职责由此加强，律师的作用和联合国确认的律师原则得以充分体现，那么，律师的春天或者说法治的春天离我们会越来越近，反之则是司法退步。实际情况可能是，官方给律师职来的定位，大有从独立的公民代理人角色中分化出来，这样的定位与律师职业理念要求之间发生冲突，不得不让律师界认真思考，由此造成目前的困境，律师从业时有遭公检法抵制，律师法也变成难以生效的法律。基于这样的定位，无论刑事辩护或是民事代理，各部门都会首先从维稳的角度对律师提出要求，甚至于把打官司诉讼看成是不稳定因素，思维意识中断定诉讼程序中的个人在与国家对抗。
　　传统的刑事司法意识是国家权力无对手，带来的后果是律师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独立的辩护地位，也无法与国力衡平时获得安全保障，律师辩护制度仅在技术层面上游走，辩护律师的作用仅仅是配合走个过程。
　　律师服务于社会稳定，律师职业的内在诉求是用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监督司法机关或社会部门在法律的规则内行使权力，都围绕一个发挥法治的核心作用，不能离开自由职业的特点和维护正义的职责以及矫正司法缺陷的功能。
　　律师在法治社会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维权促成维稳，由此能看得出律师这个行业的定位和价值评价。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说“律师的真实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只想有一个宽松的执业空间，让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使我们能够以公众知道的法律规则来判案”。由此表达了律师的职业需求和价值理念，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在一起，保障人权，从追求价值上实现职责。
　　法律条文本身充满了外行人无从理解的专业术语，一项事实证据如何能与特定的法律规定相对应，其间存有很多迷底，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被告面对检察官和法庭是无所适从，也无法识别某些法庭询问中暗含的刑事陷阱。贺卫方教授曾提到，律师在法庭上无法使使权利或对公权力进行制衡，受指控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民众的不满就只能通过法律以外的途径加以宣泄，律师也会远离体制，其至成为社会动荡的鼓手。被指控的人不一定有罪，有可能受到避轻就重的指控，刑事审判中就需要用复杂的专业知识辩别，假如没有律师的辩护，必然会导致错判乱判或轻罪重判，受到伤害的不只是被告本人，有可能波及任何一个民众，维护每一个潜在受指控者的权利便是律师存在的价值。
　　维稳压倒维权某种意义上是用践踏法律的方式惩罚犯罪，就是公权力本身对政府合法性的颠覆，即使换来一时的治安，分明是播种仇恨的过程得到暂时的太平，迟早迎来火山瀑发或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