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国家民委


卫生部、国家民委关于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对孕妇和育龄妇女进行破伤风类毒素免疫接种的通知
卫生部、国家民委



为减少和控制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保护母婴健康，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各国都要致力于1990年使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降至1‰以下，到2000年降到0的指标，1985年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委托全国计划免疫专题委员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原则，结合我国实际，在
河北省进行新生儿破伤风回顾调查及孕妇破伤风类毒素免疫研究试点。结果证明，对孕妇进行免疫接种是控制新生儿破伤风的有效措施。
经研究，决定对新法接生未能普及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先进行孕妇和育龄妇女破伤风类毒素免疫接种试点，并逐步推广。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孕妇和育龄妇女免疫接种工作的领导，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妇幼保健、卫生防疫部门在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做好这一工作。
二、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疫苗供应，并协助妇幼保健部门做好计划免疫宣传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三、妇幼保健部门负责做好孕妇和育龄妇女破伤风类毒素免疫接种实施工作。
四、有关地区的民族工作部门帮助做好宣传工作。希望各地切实做好工作，认真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及问题，并将开展工作的情况及时报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卫生防疫司。



1987年4月10日
检察官与律师：对手而非“冤家”

　　　　　　杨涛


《律师与法律》2004年第九期报道，安徽省淮北市一位当地有名的律师、某学院教授王宏柱，目前在为一起挪用公款案的辩护时因涉嫌伪证被淮北市检察院逮捕。而王宏柱一直是淮北市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据称，“王在检察院数次自侦案件的庭审中为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令检察院个别人对其颇为恼火。”
检察官与律师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儿，在“纠问式”诉讼模式盛行的封建社会年代，，法官兼有审判和起诉的权力，也就没有检察官，而被告人是诉讼的客体和对象，毫无诉讼权利可言，也就不会存在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封建社会的“讼师”还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顶多在法庭外为原、被告出出主意罢了。
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诉讼制度的民主，起诉和审判的分离，当事人取得了诉讼权利以后，检察官和律师才可能出现。公元14世纪，法国最早出现了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起诉的检察官，随后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相继建立了检察制度，前苏联还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制度，英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确立检察制度，但是在这以前，警察承担了起诉职能。当然，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也是大致从这一时代开始萌芽、逐渐发展，今天，律师已经成为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保护神”。
然而，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就是对手。检察官代表国家利益，负有打击犯罪，控诉犯罪的职能，他们要把那些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送上法庭，要想方设法让被告人接受惩罚。在计划经济年代。律师曾经也是国家工作者，因而曾经出现过律师与检察官一起在法庭上谴责被告人的不合律师职业逻辑的现象。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力争不让每一个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到国家公权的践踏，千方百计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处罚。于是，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对话与博弈就不可避免，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法庭外的暗中较劲绘制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法庭上的较量，检察官和律师几个回合的你来我往，互有输赢。不过在法庭外，律师恐怕不是检察官的对手，“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成了律师们的梦魇，一些律师戴着这顶帽子饱受牢狱之苦。检察官在这场对话中无疑是强者，因为他们掌有国家公权，而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不过是一介公民而已。
围绕在法庭外检察官和律师的较量，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些残酷，有时甚至成了“冤家对头”。一些律师刚刚从与检察官鏖战的法庭上出来，这边警察和检察官就将其送进了看守所。而据统计，大多数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是无罪的，因而，许多律师感言：“刑事辩护风险太大”，公权力肆意扩张可见一斑。不过，在这场冲突中，把板子都打在检察官身上似乎也不妥，同样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为例，尽管说大多数律师是无罪的，但这其中又有许多律师的确存在违规的行为。这与律师的市场性有关，律师要在市场中生存，而市场的竞争又是残酷的，有些律师便不惜违规违法来满足当事人，像曾经代表过成克杰案的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张建中也会帮助当事人仿造证据，看来律师的自律和外部监督也必不可少。
检察官和律师并非没有关系密切的。一些情形发生在检察院主动请律师来为自己“挑错”帮助改善工作，诸如请律师进入“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等；另一情形便是发生当检察机关握有诉讼程序处理权时，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一些不法律师与检察官勾兑，利益共享。
有趣的是，由检察官启动的对律师进行刑事追诉情形居多，而同为打击犯罪的一方公安机关启动追诉却较少。这大概是一方面因为检察官和律师面对面直接发生的激烈的对抗，诉讼成败直接关系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检察官直接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对于被告人的口供信赖更强，一旦律师介入后被告人翻供，检察机关的证据系统就面临崩溃。
　　从理论上讲，尽管检察官和律师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是对手，但并非不可调和的“冤家”。因为，检察官不简单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他不能仅仅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而是负有“客观性公正”的义务，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因而就不能视律师为“冤家对头”。而律师也不能为追求胜诉而不择手段，律师不仅要遵守法律的底线而且也要做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从追求正义的角度，其实检察官和律师是一家人。
在我看来，不让对手成为“冤家”，要开的第一个处方当是制约检察官的公权力，让检察官的公权与律师的权利达到平衡，让律师在法庭上检察官真正平等对抗，实现“控辩平衡”。前不久，检察机关出台了保障律师权利的一些规定，我不否定，这些规定有积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律师的权利，但是单单指望这些规定来保障律师权利未免显得幼稚，因为这只是检察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自律。由“对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不知道是律师的福音还是悲哀。事实上，律师权利要由法律来保障，要中立者来保障，比如赋与律师的比较完整的调查权，一定意义上的豁免权，比如律师权利受到检察官不当限制时，请求法官裁决的权利等等。
第二个处方是要加强律师们的自律和对律师的外部监督。律师要把尊重客观事实，不毁灭、仿造证据当作自己的职业底线，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律师不能泄露，但没有的事情，律师万万不能编造，这才能改变一些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唯利是图、蝇营苟且的形象，也不至于触动法律的“雷区”，遭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个处方，在我看来，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妨设立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侦查。以往，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这一类犯罪行为是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公安机关侦查，但是并没有强有力制约检察机关的一些滥用公权打击报复的行为。因为公安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控方”的范畴，诉讼的成败与其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因为检察机关有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职能，也能让较轻易地启动对律师的侦查程序。因而，在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引入另外一个机构对律师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侦查，能更大程度上做到中立和公正。
在法庭上，如果一个如同巨人般的检察官与一个小孩般的律师在对抗，那就不是真正的诉讼，当然律师在用不正当手段帮被告开脱罪行，那也无法实现民众心中的正义。我们希望这两个对手以平等的姿态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对抗，把正义送到千家万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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