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懂法的人走进法庭，抬眼望见庄严的国徽，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宗教神圣感。人们相信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能够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法官就像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准确洞察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尽管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不相信还存在大仙，但人们还是迷信身穿法袍的法官能够在诉讼中用一种“科学的”神秘方法揭示过去事件的真相，然后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2、上述非理性的、荒唐可笑的大仙观念，被我国的诉讼法和证据法强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且法官又不在当时的现场，审理案件的法官如何能够像大仙那样穿越时空去发现、查明过去发生的“事实”呢？诉讼法谆谆告知众生：法官是通过证据发现、查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
3、那么，证据又是什么呢？证据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古代的工匠制造了一个陶碗，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埋入了河道中，当代的被称作考古学家的那些人，找到了这个陶碗的一些碎片，然后像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一样告诉当今的人们：他们从这些碎片中，还原了古人制作的陶碗，并且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制作工艺和陶碗中包含的许多文化信息。考古学真够玄！我们关于古代社会的许多知识，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考古学家们根据古代社会的蛛丝马迹进行的推测和猜想，由于并不存在真正的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所以，这些推测和猜想根本无法“准确”、“充分地”用所谓证据来证实。考古学家其实与诗人、小说家和幻想家没有本质区别的，唯一区别就是考古学家们往往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而诗人、小说家和幻想家一开始就诚实地告诉人们那是编出来的故事。
4、法官们其实与考古学家干的是同样的事情，都是用过去发生的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来拼凑、推测过去的“事实”。只不过法官们有诉讼法壮胆，比考古学家们更加自信，其判决书中惯用的表述方式是：“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上述事实由如下证据充分证明”。呵呵，好大的口气，显然把自己当成了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
5、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法律大仙的法官们是如何“发现”、“查明”事实，如何用证据“充分证明”事实的吧。
6、作为证据之王的物证，实质上都是间接证据，用物证来拼凑过去发生的事实，其风险与考古学家拼凑古代社会事件的作法无异，要想做到“充分”是不可能的。只有我国的诉讼法无知人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证据要“确实”“充分”。
7、有些书证倒是直接证据，但书证能够作假。尽管书写时间鉴定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至今仍然查不清具体的书写时间，只能给出特定书写工具在特定情况下大致的书写时间，而这对很多案件来说显然不够用来查清案件事实的。
8、在我国的诉讼法中，关于证据认定，有一个类似巫术咒语的“证据锁链”。当法官在判决书中一旦宣称一些证据构成了证据锁链，就像古代巫师宣称领悟、获得了天意、神启一样，立马两眼发光、神神叨叨地、无可置疑地在判决书中写道：上述证据构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某某事实。天知道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构成所谓证据锁链！如何判定证据已经构成了证据锁链？或还差一截链条或还没有完全锁住？这是不可言说的，诉讼法中找不到答案，判决书中更没有答案，私下问法官，答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你今后只要在判决书中看到“证据锁链”之类术语，大可不必以为法官用什么科学方法来判断的，那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巫术的神秘术语而已，如果你是被告或被告人，其含义是“你完蛋了，认栽吧！”；如果你是原告，其含义是“你被宠幸了，你胜诉了”。
9、下面着重讨论一下“证人证言”，并从中引申出一个骗取他人财物的秘笈，供法治社会下的人们依法获得财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合法之道。哈哈哈哈！
10、古今中外的诉讼中，证人证言在查明案件事实时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普通法国家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均把证人证言作为法定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完全是例外，但提交的言词证据却是定案的主要依据。例如，在公交车上抓小偷，只要有两个证人证明看见某人偷窃他人钱包，法庭就能够以盗窃罪把某人送进监狱了。一般来说贿赂犯罪都是一对一的，充分证明受贿行为难度极大，这也就是纪委和反贪局不愿放弃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对证人暴力取证的根本原因，也是刑诉法修改时办案机关要极力保留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有个贪官胆大妄为，当着两个旁观者的面收受贿赂，那对于办案机关来说就幸运无比了，只要这两个证人勇于出具证人证言（根本就用不着出庭接受质证），就可以毫无悬念地把这个贪官送进监狱了。再如，警察在两个证人证言下从你家里搜查出一包海洛因，你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有辩护的余地吗？可见，证人证言在认定犯罪事实方面有着巨大的证明力。
11、然而，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说谎更加轻而易举的呢？只要煽动两扇嘴皮，就可以蹦出一串谎言，基本上没有什么能量消耗。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说谎更加司空见惯的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个政权从建立到崩溃，说过的谎言不计其数。当父母教育孩子诚实做人不要说谎时，其实就在说谎了，因为他已经给孩子描绘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就是充满谎言的世界，一个从不说谎的人在现实世界是寸步难行的。从道德家们把谎言分为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就可以看出，谎言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就像空气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样。
12、既然人类社会充满了谎言，那就不得不佩服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宗旨的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的纯真心态了，他们很萌地把证人证言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证据，完全无视证人有可能在法庭调查时满嘴谎言侃侃而谈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往往只有几份证人证言由公诉人宣读一下，连上面的证人签名是谁签的都搞不清楚，法官就能依照证人证言下判了。
13、在充满谎言的人类社会里，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是如何防范证人说谎的呢？
14、在古代社会里，人们相信神灵洞察一切的力量，说谎的证人逃不出神灵的秒杀万物的眼神。具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让证人从火热的铁板上走过，如果其烫伤的身体溃烂了，说明这个证人说谎了，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反之，这个证人说得是实话。这种荒谬的做法固然会让说实话的证人因身体溃烂而被判定为说了谎，但也让不少说谎的证人不敢上火热的铁板试试而放弃做伪证。
15、后来，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放弃了上述神示证据制度，改为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当僧侣的证词与俗人的不一致时，认定僧侣的证词真实，当男人的证词与女人不一致时，认定男人的证词真实，因为俗人比僧侣，女人比男人更擅长说谎。当人人平等观念盛行后，法定证据制度的这种防范证人说谎的做法也就被放弃了。
16、千万不要以为取而代之的防范证人说谎的方法更加科学，其实，取而代之的由法官自由心证的方法只不过用法官替代了古代的神灵的位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规定：“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也就是说，让法官自由心证证人是否说谎了。额的神！这种有着神灵般良心、诚实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不是一般民众能够消费得起的，这需要把法官当神一样供着，不食人间烟火，才能避免人间的偏见和私利，才能对证人证言的真假作出公正的判断。在当今的中国，法官们收入水平基本上略低当地公务员，随时能被各级领导（包括党政领导）穿穿小鞋、换岗、调离工作岗位，且不时被当事人请去喝喝小酒泡泡桑拿以改善一下生活，家里孩子老人生病还得给医生送上红包，在当今中国要出现这种有着神灵般良心、诚实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实在是强人所难！连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都顶不住诱惑，要基层法院的小法官们三从四德、八荣八耻，岂不搞笑！
17、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当把防范证人说谎的重任交给法官或陪审团后，还是顾虑重重的，尽管他们的法官制度和陪审团制度要比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让社会公众放心得多，司法腐败不敢说绝迹，至少不像当代中国这么猖狂和无所顾忌。他们的顾虑是即使公正的法官和陪审团，也不足以防范证人在信誓旦旦地宣誓后大言不惭地在法庭上说谎，就如克林顿总统在宣誓后仍然在莱温斯基问题上说了谎。说谎是人类的本性，说真话是例外，是值得赞扬的高尚品质。
18、西方法治国家防范证人说谎的主要方式是设置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一旦发现证人在诉讼中的证词是谎话，动用刑罚伺候，并在证人作证前告知证人伪证的后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威胁，对于胆小的说谎者来说，具有威慑力，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证人在诉讼中作伪证。但要遇见像江姐那样的意志坚强、心理素质好到足以对付测谎仪的证人，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这点暴力威胁实在不足以挂齿了，完全不能抵挡这种证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地胡扯了。如果遇见龚刚模那种要保命的混混，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感，在警方或检方承诺给其一定好处和保障后，让其在庄严的法庭上胡说八道就更加无法防范了。更由于伪证罪也好，诬告陷害罪也好，其量刑都不高，古代那种你诬告别人杀人，就以故意杀人罪给你定罪的做法已经被现代文明国家放弃，所以证人做伪证说谎时也会衡量得失，如果觉得即使作伪证将来被发现也不过付出如此小的代价，那么一旦伪证不能被识破能让你身陷大牢甚至小命不保或倾家荡产，作伪证就是值得的了。何况要识破伪证并依法定罪其诉讼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么多年来因证人伪证而含冤入狱的人数远远大于证人被追究伪证罪的人数。
19、西方法治国家防范证人说谎的另一种方式是被广泛吹得神乎其神的交叉询问。交叉询问真的能够防范证人说谎吗？天方夜谭！刚改革开放那阵，许多国人对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人要多么能言善辩和学识广博才能对付那些刁蛮的各国记者啊！这些年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让国人终于看懂了召开记者会的诀窍：不管多么刁蛮的问题，我可以答非所问啊，实在不行就无可奉告吧。开庭时，当然不能针对对方律师的问题傻乎乎地说无可奉告，但是你可以说“记不清”了呀，你的记忆力有缺陷总不是伪证或者隐匿罪证了吧？你凭什么说我故意记不清？我记得清的都说了，我记不清的总不能为了讨好你胡编乱造吧？最近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学者们用了很大力气才让立法规定了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证人到庭后，说记不清了，你怎么强制他作证？你可以强制证人到庭，但不能强制他的记忆力必须记得什么。
20、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相信交叉询问能够揭穿证人谎言的漏洞，以让公正的法官或陪审团查明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这一观点隐含了一个前提：任何谎言都是有漏洞的，难以自圆其说的。这个隐含的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完全低估了作伪证的证人的智商。一个聪明的作伪证的证人，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只有愚笨的证人，才会在交叉询问时被问得前言不搭后语，即使这个证人说得是实话，也会让法官觉得在说谎。聪明的证人即使在说谎，只要他心理素质足够的好，完全可以在庭审现场临时编造故事，完善自己的谎言。要想戳穿证人谎言，一般有两种方法：（1）证人的谎言与某个证据相矛盾；（2）证人的谎言与其前面的陈述相矛盾。对于精心构造的谎言来说，要想在庭审时通过交叉询问发现这些矛盾，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1）来说，有时你根本无法向法庭提交一个与证人的谎言相矛盾的证据。例如，有两个证人一致地向法庭作伪证，当场亲眼看到A把手伸进B的口袋偷皮夹，A及其辩护人如何通过交叉询问证明这两个证人说谎呢？A要想找到一个证据与这两个证人的证言相矛盾，是及其困难的。再如，有两个证人一致地做伪证当场亲眼看到A向B借款5万元，如果A能够找到那天不在场的证据，显然能够证明这两个证人作伪证。当是，要想找到那天不在场的证据又何其困难，如果由于时间久了，A已经记不得那天究竟干了些什么，或者那天A在家睡觉，无法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在家睡觉，那A就无法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这两个证人作伪证。对于（2）来说，即使有证据证明证人的证词自身相矛盾，与其前面的陈述不一致，或证人之间的证词不一致，对于聪明的证人来说，仍然有解套的方法：“时间久了，前面的陈述记不清了，表述得不准确、有差错，后来仔细想了想，应该是现在陈述的这样。”“证人的证词不一致也是正常啊，时间这么久了，每个人的记忆总有差异，不能因为几个证人间证词有些差异，法官就不采信吧？如果几个证人的证词完全一致，倒是有可能是事先排演好的，不足为信。”
22、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证人证言来说，如何查证属实呢？证人证言本来是作为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对证人证言还要查证，意味着还要找证据来证明这个证人证言，找来证明证人证言的证据是否还要查证呢？证据的证据还要找证据证明，没完没了到什么时候才是“查证属实”呢？如果没有其它证据，仅仅有两个证人的证言，是否属于对案件事实的查证属实呢？在我国刑案实务中，有两个证人证言后，如果还有被告人供述，法官就会认定案件事实查证属实了，一般不需要对证人证言再进一步再找证据查证属实，这就是为何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如果只有两个证人的证言，没有被告人供述，法官是否会认定案件事实，就看法官审判那天的心情了，如果那天心情好，信心满满，就会动用“证据锁链”这个咒语，认为本案的证人证言构成了证据的锁链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然后下判了。重庆李庄案一季的判决不就是根据龚刚模的证词和李庄的助手的证词构成所谓的“证据锁链”下判的嘛!
23、也许意识到“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过于荒唐，不具有操作性，证据的确实，需要靠其它证据，而证据的证据，还要靠证据；证据的充分与否，需要的是看法官是否动用“证据锁链”这一咒语。因此，这次刑事诉讼修改时，引进了国外的标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先不谈“综合”这一词多么的高深莫测，因为如何“综合证据”就像如何“洞察证据”一样是不可言说的，我们来看看“不合理怀疑”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按照这个证明标准，不合理的怀疑是用不着排除的。有古代哲人号召人们“怀疑一切”，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怀疑都是合理的，理性的本质就是怀疑，而不是盲从。人们有权提出怀疑、发出疑问。当然，当代的中国主流价值号召人们“坚信”，不要动不动“怀疑”，因为怀疑不利于社会稳定。启东老百姓怀疑王子造纸厂排放的水会污染启东的海域，而海产品的生产销售是启东人的命根子，但启东政府和南通政府的领导们认为启东老百姓的怀疑是“不合理怀疑”，用不着去排除和理会。这就涉及到一个怀疑是否合理有谁来判断？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你会说排放水是否有污染，完全可以由鉴定部门来鉴定啊，如果鉴定部门的鉴定没有污染，那么启东老百姓的怀疑就是不合理的怀疑。这也就是为何我国法院诉讼中法官动不动就搞司法鉴定的原因。且不谈在中国鉴定机构是可以买通的这一现实，即使鉴定机构公正公平，鉴定机构运用的知识、技术对得出的结论来说，有时也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即使评估鉴定机构证明王子造纸的污水处理技术能够使得处理后的水没有污染，也不表明在中国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实际操作生产后的王子造纸能够严格按照污水处理的程序处理排放水。换句话说，启东老百姓根据中国的国情，怀疑王子造纸会排放污染水损害启东海域，这个怀疑是合理的。
24、再说，一个怀疑是否合理，不能依据司法鉴定的结论加以排除后，再说这个怀疑是不合理的。问题是，在有证据排除前，凭什么判断一个怀疑是不合理的？提出怀疑者，一般都有一些证据，如果这些证据确实、充分，就不是怀疑而是证伪了。当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伪时，如何判定基于这些证据的怀疑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还是回到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那么就是把判定怀疑是否合理问题交由法官自由心证了。本来对证据的认定就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后来为了让人们看起来科学点、客观点，就搞出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认定标准，进一步的讨论发现怀疑是否合理，又回到了法官的自由心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处理后，又回到了起点，完全是脱裤子放屁，没事找事！
25、上述的讨论是建立在法官或陪审团公正无偏见的前提下，基本上以刑事诉讼为背景讨论如何防范证人说谎的。在这一前提下，从技术层面讲，不存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防范证人说谎，所谓的证据确实充分，充其量就是法官在内心自由心证认为这些证据确实、充分了。不同的法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审法官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二审法官认为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何故？不同的心，显然心证不同。二审法官逼迫一审法官与他心证相同，显然是仗势欺人，剥夺一审法官的心证自由权！你二审法官按照自己的自由心证改判就可以了，何必发回重审呢？哈哈哈哈。
26、如果没有了法官是公正的前提，法官的自由心证就异化为法官的利益心证，明知道证人做伪证，在利益的驱动下，以自由心证为名采信证人证言，这时的证人证言就成了诉讼的合法毒药了，而且基本上没有办法解毒。由于证人证言是法定证据，二审法院法官怎么会自狂自恋到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与一审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而推翻一审判决呢？上下级法院的友好关系总要顾忌吧？你不就是大学毕业后找关系分到中级法院工作的吗？你真的以为你的才华和判断力比基层法院的法官强很多？
27、说实话，在刑事诉讼中，利用证人做伪证来构陷他人入狱的事情，尽管存在，但并不多，因为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有着深仇大恨，或出于像重庆李庄案那样有着政治背景导致公检法三大长联席会议来做决定。
28、本文的价值在于告知人们不要忽视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的获得财富的巨大作用。
29、首先，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要比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的要求上宽松许多，认定证据不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只要具有优势证据就可以了，换句话说，找来的证人越多越好，当然，你要考虑一下找伪证证人的经济成本。
30、其次，我国的下岗、失业人员很多，君不见很多人到法院诉讼时职业都填无业？找几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来作伪证是很容易的，只要付出很小的费用就可以聘请到。再说，即使有利害关系，或朋友、熟人之类的，作为证人也不存在回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就不是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了。
31、更重要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伪证的处罚与刑事诉讼不好相提并论。《刑法》三百零五条的伪证罪仅仅适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根本就不构成犯罪，仅仅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该法条中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全是句空话，因为刑法中没有相应的罪名，现在是罪刑法定时代，你大可不必为这句空话烦忧。按照民事诉讼法，证人作伪证万一被发现了，充其量是人民币一万元以下罚款和十五日以下拘留。如果通过证人作伪证能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当今中国，人人都有资本家的心态和胆量，只是不是人人都有资本家的资本而已。
32、当你做好上述法律准备、心理准备以及人员准备后，再准备点诉讼费，就可以把一个有点银行存款或房产的人告上法庭了。当然，开庭前需把证人召集进行培训，让他们的证词能够自圆其说，并反复排练，让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应对自如。
33、至于诉讼的事实部分，可以搞得很简单，情节不要太复杂了。比如，某年某月某日，甲到你家或者你的办公室来借10万元，正好你手上有10万元现金（向法庭提交前一天到银行取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就借给他了，因为是熟人或朋友，就没有当场打借条，何况甲说明天就还。最重要的是当时还有两个朋友在场看见你借钱给甲，于是心想甲平时人品很好，关系也不错，且其经济实力雄厚，又有其他朋友当场见证借钱给他，出于对他信任，看他急着要去办事，就没有要他打借条。现在诉讼了，那天在场的两个朋友到庭作证，完全能证明那天的实际情况，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甲归还10万元借款。
34、公正的法官如何来查明这个案件的事实呢？如何来认定证人证言的真假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这个七十八条能让法官认定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吗？相反，如果这个法官以自由心证不采信这两个证人的证言，倒是让人觉得很勉强，因为这两个证人的叙述是一致的，且有银行取款凭证这一书证印证，而甲没有证据反驳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甲借款更加合适。法律并没有规定借款必须打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然，如果甲能当庭出示那天不在场的证据，事情就简单了。但是甲要是不能提供那天不在场的证据呢？有谁能随时提供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的某一天在哪里的证据呢？真以为自己是温家宝啊，每天的行程都有记录且都有人证啊！
34、如果你觉得找证人做伪证，花费很大力气，才骗取10万元过少了，那你还可以把案情搞得稍微复杂些，就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了。比如，你预先私刻一枚甲公司的印章，盖在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位置上。然后对法官说：朋友乙向你借款200万元，你们签订了借款合同且有付款凭据，但借款时你让乙提供担保，乙带你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于某年某月某日找到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甲，甲同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当场从包中拿出公司印章盖在借款合同上，由于乙已经失踪，现起诉甲的公司对此笔200万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借款合同、200万支付凭证和两个证人的证词。甲抗辩说根本就没有为乙提供担保，那借款合同上的甲公司印章是伪造的。你完全可以反驳说：这枚甲公司的印章是否伪造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两个证人证明某年某月某日亲眼看见甲从包中拿出这枚公司印章盖在借款合同上的，由于甲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法人行为，因此甲公司应该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个公正的法官如何来查明本案的事实呢？法官有什么合法的理由不采信这两个证人的证言呢？仅仅凭自由心证而不采信这两个证人的证言吗？由于这两份证人证词极其简单，就是证明这两个证人当场亲眼看见甲从包中拿出甲公司的印章盖在借款合同上的，法官要否定证人亲眼所见，除非法官像大仙一样回到当时的现场。
35、上述两个虚构的案例都是假定法官是公正无私的，如果你能搞定法官，法官都用不着自由心证就采信两个证人的证言，判断甲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判决书中这样表述：“由借款合同、银行支付凭证和两份证人证言，构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甲公司为乙借款200万元进行担保这一事实，本庭予以确认。”谁能说这个法官办错案呢！
36、上述利用法院判决获取他人财产的方法不是理论上的空想，完全有实战支持，其灵感来源于扬州市江都区法院的一个划时代的有创意判决，在此判决中把民事诉讼的证人证言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此特向扬州市江都区法院致谢。
37、福州老佛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接到乙的电话，乙自称与几个朋友在江都一带搞沙石买卖和运输生意。乙知道甲公司实力雄厚，邀请甲到江都一带考察市场，投资沙石生意。某日甲出差顺路来到江都，与乙及乙找来的丙、丁商谈沙石生意。由于自感对此行不熟悉，没有与任何人签订任何协议，当日就离开江都。一年后，甲被丁以一纸沙石运输协议告上江都法院，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300万元。
38、甲从没有见过这份沙石运输协议，更不可能在这个协议上盖上老佛爷公司印章。第一次开庭时就申请法庭鉴定协议上这个老佛爷公司印章的真伪。法庭以沙石运输协议上印章与老佛爷公司依法备案印章有明显差异，驳回老佛爷公司的鉴定申请。玄妙的是法院第二次开庭时，丁找来了乙和丙作为证人，乙和丙在法庭调查时一口咬定亲眼看见甲从包中拿出这枚伪造的老佛爷公司的印章盖在沙石运输协议上。甲百口难辩，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拿出伪造的印章加盖在协议上。如果你去过天安门广场，你是可以找证据来证明的；如果你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你怎么可能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去过呢？
39、江都法官要甲拿证据证明这两个证人说谎了或证明这枚盖在沙石运输协议上的老佛爷公司印章是丁私刻的。甲拿不出证据，法官倒也直爽：既然你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两个证人说谎，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枚盖在沙石运输协议上的老佛爷公司印章是丁私刻的，那我就采信这两个证人的证词，认定你当场从包中拿出这枚老佛爷公司印章盖在沙石运输协议上，判你败诉，有本事你就上诉吧；如果将来你有证据证明这两个证人说谎了，那他们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反正我没有办错案。言外之意，证人只要敢做证，我就敢采信和下判。
40、有位伟人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在民事诉讼中利用一枚私刻的对方公司印章，加上两个证人作伪证证明亲眼看见对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拿出这枚公司印章加盖到协议上，就可以获得法院300万元的判决，这种投入和产出比，是一般经济活动难以达到的。还辛苦做什么生意啊？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橡果国际，把这个诉讼秘笈传遍四方！
41、当陈光中先生为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声嘶力竭地呐喊的时候，当徐昕先生为民事诉讼中重视证人证言苦口婆心地呼吁的时候，他们是否意识到证人证言在当今中国这个毫无诚信的国度，已经演化为诉讼的毒药了？而且是一副没有解药的诉讼毒药！

2012-7-30

中国 巴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有效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协助范围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其他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二、协助应当包括：

　　（一） 送达文书；

　　（二） 获取人员的证言或者陈述；

　　（三） 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

　　（四） 提供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包括银行、金融、公司或者商业记录；

　　（五） 查找或者辨认人员、资产以及证据物品；

　　（六） 进行司法勘验，检查场所或者物品；

　　（七） 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八） 移送在押人员以便获取证言或者证据；

　　（九） 执行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的请求；

　　（十）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处置；

　　（十一）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提供犯罪记录以及其他记录；

　　（十二） 交流法律资料；

　　（十三） 被请求方法律不禁止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三、被请求方可以非双重犯罪为由拒绝提供本条规定的司法协助。但是，被请求方可以在其认为适当时在斟酌决定的范围内提供协助，不论该行为根据其本国法律是否构成犯罪。

　　第二条 中央机关

　　一、双方应当指定中央机关根据本条约递交和接收请求。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中央机关应当直接联系。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部。在巴西联邦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部。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将该变更通知另一方。

　　第三条 协助的限制

　　一、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以拒绝协助：

　　（一） 请求涉及军事犯罪；

　　（二） 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

　　（三） 被请求方己就请求涉及的同一犯罪对同一人员作出最终裁决；

　　（四） 请求涉及政治犯罪；

　　（五） 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六） 请求的提出不符合本条约的规定。

　　二、如果执行请求会妨碍被请求方正在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被请求方可以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根据本条规定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前，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与请求方中央机关协商，考虑是否可以在其人未必要的条件下给予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当遵守这些条件。

　　四、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如果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应当将拒绝或者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

　　第四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一、协助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除非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形下接受其他形式的请求，在这种紧急情形下，如果请求不是以书面形式提出，则应当在十五天内以书面形式确认，但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另行同意的除外。

　　二、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请求所涉及的进行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机关的名称；

　　（二） 对请求事项以及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性质的说明，包括请求涉及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三） 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协助的目的以及与案件相关性的说明；

　　（四） 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三、在必要和可能的范围内，请求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

　　（二） 被送达人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该人与诉讼的关系以及送达的方式；

　　（三） 需查找人员的身份和下落的资料；

　　（四） 关于需搜查的地点或者人员以及需冻结或者扣押的证据物品或者资产的说明；

　　（五） 关于需勘验或者检查的地点或者物品的说明；

　　（六） 关于获取和记录证言或者陈述的方式的说明；

　　（七） 需向证人询问的问题清单；

　　（八） 在执行请求时需遵循的特别程序的说明；

　　（九） 保密的需要及其理由的说明；

　　（十） 关于被要求在请求方出庭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和费用的资料；

　　（十一） 其他任何可以向被请求方提供的便于执行请求的资料。

　　四、被请求方如果认为请求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使其处理该请求，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第五条 文字

　　一、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以及提交的辅助文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官方文字的译文。

　　二、在向请求方提供协助时，被请求方可以使用其官方文字。

　　三、双方中央机关可以使用英文联系。

　　四、本条所指的译文无需证明。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即时执行协助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三、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作出一切必要安排，在被请求方因根据本条约提出的协助请求而产生的诉讼程序中为请求方提供代表。

　　四、被请求方应当将执行请求的结果即时通知请求方。如果无法提供所请求的协助，被请求方应当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第七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对请求，包括其内容和辅助文件，以及根据请求所采取的行动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就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当随后决定该请求是否仍然应当执行。

　　二、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当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或者仅在被请求方指明的条件下使用。

　　三、未经被请求方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得将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者证据，用于请求所述案件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第八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当负担在其境内执行请求的所有通常费用，但是请求方应当负担下列费用：

　　（一） 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二） 为本条约的目的，从一方境内前往另一方境内的人员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三） 笔译、口译和抄录费用。

　　二、请求方应当按照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请求的处理需要超常费用，双方应当协商确定提供协助的条件。

　　第九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送达请求方递交的文书。

　　二、被请求方在执行送达后，应当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当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送达方式的说明，并且应当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如果无法送达，则应当通知请求方，并且说明原因。

　　第十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据并移交给请求方。

　　二、如果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或者记录，被请求方可以移交经证明的副本或者影印件。在请求方明确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本国法律的范围内，根据本条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应当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予以证明，使其可以依请求方本国法律得以接受。

　　四、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同意请求中指明的人员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允许这些人员通过被请求方司法人员向被取证人员提问。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即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则可以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根据请求方本国法律无行为能力、享有豁免或者享有特权，该取证仍然应当进行，同时该主张应当被告知请求方中央机关，由请求方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在请求方作证和协助调查

　　一、如果请求方要求某人作为证人或者鉴定人在该方出庭，被请求方应当邀请该人前往请求方主管机关出庭。请求方应当说明其负担费用的范围。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将该人的答复立即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

　　二、邀请有关人员在请求方出庭的文书送达请求，应当在不迟于预定的出庭日六十天前递交给被请求方，除非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形下同意在较短期限内递交。

　　第十三条 移送在押人员

　　一、如果需要在被请求方的在押人员到请求方提供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只要该人同意且双方中央机关达成一致，则应当将该人从被请求方移送至请求方提供协助。

　　二、如果需要在请求方的在押人员到被请求方提供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只要该人同意且双方中央机关达成一致，则可以将该人从请求方移送至被请求方提供协助。

　　三、为本条的目的，

　　（一） 除非移送方另有授权，接收方应当对被移送的人员予以羁押；

　　（二） 在取证完毕或者在双方中央机关同意的其他情况下，接收方应当将被移送的人员尽快交还移送方羁押；

　　（三） 接收方不得为交还被移送的人员，要求移送方提起引渡程序；

　　（四） 该人在接收方被羁押的时间，应当折抵其在移送方被判处的刑期。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到达其境内的证人或者鉴定人，不得针对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进行侦查、起诉、羁押、处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得要求该人在请求未涉及的任何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除非事先取得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和该人的同意。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无需继续停留后十五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是，该期限不包括该人由于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期间。

　　三、对于拒绝根据本条约第十二条或者第十三条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由于此种拒绝而施加任何刑罚或者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第十五条 查找或者辨认人员、资产或者证据物品

　　被请求方应当尽力查找或者辨认请求中指明的人员、资产或者证据物品。

　　第十六条 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查询、冻结、搜查和扣押作为证据的财物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当按照请求方的要求，向请求方提供有关执行上述请求的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财物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如果请求方同意被请求方针对移交所提出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将被扣押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七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请求方应当按照被请求方中央机关的要求，尽快归还被请求方根据本条约向其提供的文件或者记录的原件和证据物品。

　　第十八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

　　一、 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努力确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是否位于其境内，并且应当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这种请求时，请求方应当将其认为上述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涉嫌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请求，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措施冻结、扣押和没收上述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

　　三、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依照双方商定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上述犯罪所得、犯罪工具的全部或者部分，或者出售有关资产的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四、在适用本条时，被请求方和第三人对上述所得或者工具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本国法律受到尊重。

　　第十九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一、曾根据本条约提出协助请求的一方，应当按照被请求方的要求，向被请求方通报协助请求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二、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另一方通报其对该另一方国民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二十条 提供犯罪记录和其他记录

　　一、如果在请求方被刑事侦查或者起诉的人在被请求方曾经受过刑事追诉，则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向请求方提供该人的犯罪记录和对该人判刑的情况。

　　二、被请求方应当向请求方提供其主管机关拥有的任何形式的公开记录、文件或者资料的副本。

　　三、被请求方可以将其机关拥有的任何形式的非公开的记录、文件或者资料的副本，在与本国执法或者司法机关可以获得的相同范围内并依相同条件提供给请求方。被请求方可以自行决定全部或者部分拒绝根据本款提出的请求。

　　第二十一条 交流法律资料

　　双方可以根据请求，相互交流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曾经实施的与履行本条约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第二十二条 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根据本条约转递的任何文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者认证，但是本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其他安排

　　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和程序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协议或者其本国法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双方也可以根据其他任何可适用的双边安排、协议或者惯例相互提供协助。

　　第二十四条 协商

　　双方中央机关应当在适当时进行协商，以促进本条约的有效实施。为便利本条约的执行，双方中央机关还可以就必要的实施措施达成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

　　因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议，如果双方中央机关不能自行达成协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六条 适用

　　本条约适用于条约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构成犯罪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在条约生效前。

　　第二十七条 批准、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修订本条约。双方完成修订生效所需的全部国内程序后，通过外交途径互换书面通知，该修订即告生效。

　　三、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通知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葡葡牙文和英文制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

　　　　　　　　　　　　　　　　　　　　　　　　　　　　李肇星　　　　　　　　塞尔索·阿莫林